供给侧是改革,需求侧是调控
发布日期:2016-08-24   浏览次数:1351
  初闻“供给侧改革”,是2015年10月10日,中财办主任刘鹤在广东调研,首次谈及要重视“供给侧”调整。刘鹤继续谈及,要“加快淘汰僵尸企业,有效化解过剩产能,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,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”。这些,是当时刘鹤心中的“供给侧调整”的大意。
  一个月以后(2015年11月10日),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,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,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,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,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。
  在次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,李克强总理提出“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,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”。总理对于“供给侧改革”加入了“消费升级”、“扩大内需”等概念。此后,中财办主任刘鹤、副主任杨伟民以及部委领导人也均在不同场合强调“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。此后至今,“供给侧改革”成为2016年度的首要财经词汇。
  所谓改革,针对的是长期的增长潜力,永远都是“供给侧”的问题。换句话说,所有的改革都是“供给侧改革”。那么需求侧有什么?需求侧是消费、投资、出口这些东西。这些是家庭、企业、地方政府、中央政府、外国居民在给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激励下的选择。对于这些万千经济个体的微观选择,用“改革”一词是不合适的。试想,你怎样“改革”千家万户的购房需求?可以压抑它,却无法改变它。对于需求,用“管理”“调控”这样的词汇,是可以的。简言之,供给侧是改革,需求侧是调控。
  说到这里,大致也就清楚了,之所以强调“供给侧改革”,是对改革的进程不太满意,用一个新的统领性概念来进一步推动。
  供给侧改革的最经典案例,当数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通过把土地的使用权赋予农民,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,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。到了1984年,粮食产量增加40%多,从吃不饱到卖粮难,也就是几年的工夫。供给侧改革的魔力,由此可见一斑。
  在此基础上,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,民营企业的大发展,也是在中央的允许、鼓励下取得的成就,是供给侧改革的大手笔。不断调整生产关系,适应生产力的发展,释放生产力,是“供给侧改革”的本质含义。所有这些,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都有表述。
  回顾历史,比较接近的大规模的供给侧改革,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入WTO(世界贸易组织)。通过关停并转低效的国企,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,企业的整体微观经营绩效大为改观。同时,借着加入WTO,理顺了很多经济管理关系,减少了经济运行的摩擦,也大幅提高了经济效率。这一次大规模的“供给侧改革”,是奠定了新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改革和制度基础的。
 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,之前改革的制度红利趋于耗尽,增长模式难以为继,客观上呼唤新一轮改革。可惜新一轮大规模改革迟迟没有出台,是近年来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。2009年出台的大规模财政刺激,稳住了短期的总需求,但是对于提高供给侧绩效,不但没有帮助,还适得其反。直到今天,我们还在消化其负面影响。
  下一轮的供给侧改革路在何方?不妨从刘鹤的话谈起。去年10月刘鹤说,要“加快淘汰僵尸企业,有效化解过剩产能,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,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”。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,提出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“三去一降一补”,即“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”,和刘鹤表达的意思差不多。
  这“三去一降一补”,其实就是两个字,一个是“去”,一个是“补”。去掉低效的供给,释放劳动力、资金、土地等资源,用以补充高效的“供给”。供给侧改革的实质,其实就这么简单。
  而要想做到这“一去一补”,在于三个方面:推动国企改革,释放国企体系中大量的管理人才和员工;推动土地和户籍改革,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资源,提高城市管理水平,建设高效、宜居城市;推动教育医疗改革;提高人口身心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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